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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“隐”成了求官的工具。看似高洁的处士，往往周旋于宫廷与官场之间。唐朝有两位号称山水田园诗人的，一个是王维，一个是孟浩然。看他们的诗歌，隐士的味道都很浓重了，事实却并非如此。王维仕途比较顺利，孟浩然则坎坷得多。他曾将自己的诗托人呈献给唐玄宗，希冀得到赏识，却不料所献之诗中有：“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”的句子，由此令玄宗不悦：不才明主弃，可你自然是认为自己有才，才会献诗求进；那么我之前没有重用你，便说明我是个昏君了？于是斥逐不予录用。 这纯粹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然而牢骚太过明显，也是咎由自取。想到这个曾经写出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这样清闲浅淡，如“泉流石上，风来松下”之句的人物，在长安城喧嚣的车马队里、绮罗丛中辗转奔走于朱门画阁之间，不禁令人心生感叹。盛代无隐者，王维此语，或可做一个最好的注脚。< 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：隐士是否就是乱世的产物？或更进一步，究竟应不应当为了保持自身的高洁抛弃对社会的责任？这个问题，是关于隐士的评论之中最难解的一个结。< 之前我曾经说过，最早的隐士是伯夷、叔齐，事实上在他们之前还有两个十分著名的人物：许由、巢父。尧要禅位于许由，他便逃入深山，且至河边洗耳，嫌禅位之语污了自己的耳朵。恰巧牧羊人巢父经过，问他为何洗耳，许由便告知，巢父立即将羊赶往上游，说到既然水脏了，就不能再让羊喝了。太白诗中有举觞酹巢由，洗耳何独清之句，便是言此二人。这个故事近乎寓言，至于可信度则要打个很大的折扣。三皇五帝时代往往被后世假想成一个理想中的国度，许多故事也依托而生，如巢由，便脱不了这个嫌疑。撇开这一层，假设是真的，隐士们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佛法中的“小乘”教派，如杨子所言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< 然而很难对此做出道德上的评判。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足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缨。这里隐含着一种思想：水清也罢，水浊也罢，是“我”不能操控的。“我”所能掌握的，只有内心中这一个不变的我。这想法迹近悲观，但却是真实的一部分。上下五千年，有多少太平盛世？便是在国力最为强盛的唐、疆域最为广阔的元，其政治上的黑暗、官场上的诡谲，也足以编出无数的秘史。中国人的文化传统，是以个性的泯灭、小我的牺牲来换取整体的统一、政治的稳固，小到家庭宗族，大到国家社稷，“以人为本”这样的观念从来就没有真正在中国找到它应有的地位，个体的力量在群体宗法观念的压制下渐趋于无。前些年去西安看兵马俑，站在俑坑前，那沉默的、整齐排列着的兵俑扑入眼帘，在那一刻竟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正如我面对史书时看到的那些名字，如同凝固于陶土之内，只有外在的形式，看不到鲜活的、独特的人格。< 也许在隐士看来，归隐是保持灵魂中真我完整的唯一方式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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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: 易水剑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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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7-26 00:38
